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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高明先生
发表时间:2018/1/16 浏览次数:621次

365bet .co_2018世界杯365bet投注_365bet官网游戏学术顾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着名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1101306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

先生1926年生于天津。解放初,他已参加革命工作,曾是天津市劳动局干部;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2年,以26岁高龄考入北大历史系,成为北京大学第一届考古本科专业的学生。1956,先生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都是在这个岗位上。

从青少年起,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就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于中国古代史则情有独钟;在进入大学之前,先后自学了一些现代史学家的历史论着及《论语》《左传》等先秦经典,也曾对当时学术界提倡辨古书、疑古经的新思想以及主张求实际、重证据的新朴学,认识蒙胧,并且对某些学术观点不甚了解,但学界大师们的执着探求精神与睿智思辨,深深地吸引着先生。尤其是接触了王国维的论着,利用地下出土的资料结合传世典籍考证古史的二重证据法,强烈地影响了先生,他在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后,毅然选择中国考古学这个专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的北京大学,集中了当时许多着名的国学大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心,从而也成为青年学子翘首向往的圣殿。当先生用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敲开了这个学术殿堂的大门,他带着父母的殷切嘱托与个人对梦想的憧憬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四年的大学生活,课堂内外,他都努力地把握那些可以获取知识的机会。图书馆与街坊书肆,是他经常流连的地方。他节衣缩食,减省用度去购买廉价的古旧书籍与古代铭刻拓本,以个人力所能及的方式,不间断地进行资料与知识的积累。

1956,他以勤奋好学与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同年,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来北大历史系讲授甲骨文、金文,先生成为唐兰先生的助教,并师从唐兰先生学习古文字。1960年初,唐兰先生建议先生接替他讲这门课程,以此为机缘,先生踏上了甘愿为之奋斗的古文字与商周考古研究的道路。先生深知在北京大学任教并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实现的目标,必须经过持久不懈地努力,并勇于在科研与教学实践中,严谨求实,开拓创新,为繁荣学术研究,推出学术新人做出个人的贡献。

古文字学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古文字学与夏、商、周三代考古以至史前时代考古是密不可分的。先生虽然在留校任教后就确定主攻方向为古文字,但他始终认为田野考古发掘对古文字研究有重要意义。在1956年到1976年先生经常与考古专业同事一起,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先生参与主持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与调查。

1958,先生带领考古专业54级的本科生以及前苏联留学生刘克甫和两个朝鲜留学生到陕西华县实习,发掘泉护村、安家堡、骞家窑、元君庙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墓地,当时是副博士研究生的杨建芳和张忠培先生任辅导员;

1961,与邹衡、俞伟超、李伯谦等先生带领58级的学生到北京昌平县实习,共同主持了雪山遗址的发掘;

1962,与严文明、夏超雄、李伯谦、张剑奇等先生带领59级学生及越南留学生二人到河南安阳市实习,参加了安阳大司空村的发掘;

1963,先生带领部分59级的学生到山西省侯马工作站,在工作站张万钟先生的指导下整理陶器资料,并对天马一曲村一带的西周遗址和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

1975,与赵朝洪、张剑奇先生带领73级的学生到陕西咸阳进行田野实习,参加陕西省文管会、西安市文管会、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负责主持了阿房宫遗址中“北司”遗址的清理和发掘。实习结束后,并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徐锡台先生赴扶风、岐山进行考古调查,为次年74级学生的田野实习划定发掘范围,确定以扶风召陈和岐山凤雏为发掘地点。

1976,高老师主动提出不参加74级学生在周原遗址的发掘,改同吕遵谔、赵朝洪先生带领73级的学生到山东淄博市齐临淄故城桓公台、河崖头等东周遗址进行发掘。

先生参加过的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时间范围包括新石器时代(如泉护村、元君庙的仰韶遗址和墓葬,以及雪山遗址)、商代(大司空村遗址)、西周(天马一曲村遗址和周原遗址)、东周(侯马古城遗址、桓公台遗址和河崖头战国墓)和秦代(阿房宫遗址),早期各个时段,都有亲自动手的经验。这些工作,有些很重要,如天马一曲村遗址和周原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就是后来开展工作的序幕。先生非常看重他的这些田野考古工作经历,他说:“广阔的田野犹如一本未经翻阅的历史宝典,不同地层埋藏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一层层揭开原始叠压的堆积,显示出古人留下的各种生活遗迹,如同身临其境亲身体验古人的生活环境。”二十年间的田野考古工作实践,对他以后的古文字与商周考古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将文字考证与古器物研究有机结合的成功尝试,把器物类型学研究紧密结合古代制度的探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两文,就是这类研究成果的代表。

中国的历史悠久,文献典籍浩若烟海,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极其丰富,考古学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必须从学科特点出发架构个人的知识结构。先生根据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学的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商周考古与古文字学,而要求个人的研究领域兼及考古学、古代历史、古文献与古文字等几方面。

先生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总是把诚字奉为信条。《礼记·中庸》讲“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说“诚”是天、人之道,心性诚才能明德,而明德才能有至诚之心。先生讲他取名为明,就是采自《中庸》的这诚字。他认为,人的一生要有一点作为,就要对同志真诚,对工作挚诚。学者们常说文如其人,先生做学问、写文章也讲求一个诚字。几十年中,他着书、立论不求必在人先,然唯以求真达信为目标,每成一文,往往积年累月;每成一书,则要费时数年或十数年。总是稳扎稳打,在基础资料、基本理论上下功夫,从不急功近利与追逐虚名。粗略归纳先生在商周考古与古文字研究、教学两个方面的成就,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阐释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古文字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古文字学》是考古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在先生之前,古文字课是由两位最着名的古文字学家讲授:19521953年是由张政烺先生讲授,19541957年是由唐兰先生讲授。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先生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古文字研究与学科的发展,一部更加详备的阐述古文字发展基础理论与古文字基本资料的系统着作与教材是很必要的。

1972,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开始上课,先生的《古文字学讲义》也重新开始编写工作。该讲义于1974年经影印在校内试用,其后又几次重印,在兄弟院校交流使用。这本讲义分三章:

第一章讲汉字的起源和发展,字体结构和字形演变,汉字形音义等有关文字学理论的问题;

第二章是字形表,于古文字资料中选取常用的例字,分列于商代甲骨、两周金文、秦朝小篆各栏之中,其上标注今字,其下附以隶书,以揭示每个例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轨迹;

第三章是甲骨、金文选读。

这本在短时间中形成的古文字讲义,虽然仅仅是古文字学教程的最初步的架构,但它已经具备了后来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雏形。这本讲义是建国以后各大学古文字教学中完成的第一本教材,在交流使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唐兰先生对这本讲义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按时代先后分栏排列的字形表非常好,过去还没有像这样的反映字形变化的工具书。他建议字形表部分可以独立出来扩大成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类编》,就是遵照唐兰先生的意见完成的。

字形表原是《古文字学讲义》的第二章,设置这个章节,主要是为了使学生在学习古文字学基本理论之外,又能熟悉并掌握一定数量的古体汉字。同时,由于古文字书籍多是善本,不方便借阅,字形表不仅方便了直观教学,也为学生学习摹写提供了便利。另外,当时的字形表排列古体字形的栏目,在商代甲骨、两周金文、秦代文字以外,还缺少战国文字部分,从反映汉字整个发展过程的角度看,补足这个部分是必要的。为此,先生借助在京的各家图书馆以及全国几十家考古文博单位的支持,披览了各种古文字书籍以及一些还未正式发布的资料,扩充字形表中商代甲骨、两周金文、秦代文字三栏未及的古字形,又整理战国时期石刻、简帛、载书、玺印、泉货、陶文等资料录入战国文字一栏。今书共收当时已经认识的古文字三千零五十六字,连同分布各栏不同时期的重文异体字,总计一万七千余字,形成了后来的《古文字类编》。这是一部综合了先秦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字书,其丰富的资料与其呈现的古汉字演变轨迹的纳字体例,在古文字教学与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此书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赞誉,不仅在国内曾几次重印,在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在韩国也都印行了该书原版的复印本。应出版界的要求,该书的增订本于2008年又与读者见面了。

先生在完成了《古文字类编》的纂辑工作之后,立即投入到《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编着当中。于1987年正式出版。《通论》分两编,上编为《古文字学基础》,共五章,其中第二章讲文字的起源与发展;第三章讲汉字的结构类型,形体演变及异体字的结构规则;下编是《古文字学专题》,包括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战国文字资料综述三章,全书七十多万字。该书上编的中心在于阐释汉字的起源与发展。如第二章从多方面、多角度论述史前陶器刻画符号与文字起源无关,主张汉字源自史前时代的原始图画并用“从象形到形声”来概括与表述汉字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认为起源阶段的汉字是由原始图画发展而来的独体象形字,经由表义字阶段,到兼有假字表音的阶段,然后发展为形声相益的阶段,成为几种结构类型的文字共同使用的成熟文字体系。第三章讨论古汉字的形体特征。汉代隶书之前的古汉字,从商代甲骨文到秦代小篆,已经有了千年以上的发展历史。而殷商时期甲骨文字中具有一定数量形声字的事实,表明汉字的起源与发展已经历了很长的路程。此章由归纳《说文》部首论汉字字原,以表列古汉字的基本形旁显现其演化脉络,从排比资料入手全面展示古汉字义近形旁通作与音近声旁互用,这些都是从分析汉字的基本构成着手,即以古汉字形符、声符为研究的中心与切入点,并把古汉字置于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之,成熟的汉字系统是由义符字、声符字、义符声符复合字组成的,而义符与声符的源头都是独体的象形字。这是当时出版的最早的古文字教材,在出版之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先生的这些研究,总是以艰苦细致的资料积累为前提,总是把解析古文字学基本理论融入到精意整理过的全面、系统的资料中。唯其如此,读者就可以凭借此书,在熟悉、掌握古代汉字时,既欣赏它的优美的形体,又可以了解它的结构,并可以在科学系统的资料中,体验古代汉字的造字原理、时代特征,然后正确地追溯、推导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所以,这本《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于1992年获得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96,经先生做了部分修订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刊印,次年又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术着作奖。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对古文字教学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注重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

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先生在古文字教学与古文字研究中能做出突出贡献,与他多年间勤于积累、善于钻研、治学有恒、执着追求是分不开的。先生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从史前陶器符号到商周甲骨、商周金文,到战国时期的简帛、载书、陶器文字等,都曾经倾注心力并在研究中有所建树。

学习甲骨文是先生走上古文字研究的第一步。他回忆这段具有奠基意义的学习过程时说:做了上万张卡片,学会如何搜集资料和积累资料,为后来编书、撰写论文奠定基础。先生研究甲骨文,不是就字论字,而是就商代社会的相关问题去阐释甲骨资料。如《从甲骨文所见王与帝的实质看商代社会》,是谈甲骨文中“王”与“帝”的不同,先生认为,它们各有来源,在商代卜辞中,王是世俗的军事首领,而帝是由直系父辈先王演化成的主宰宇宙的宗教神灵;周人只称王,不称帝,是强调其天下一统、至高至尊的地位,比商王更有权威性。《论商周时代的臣与小臣》,是讨论商代社会的论文,认为“小臣”是与“臣”或“大臣”对应,是宫廷内伺候王室生活的各种近侍,多数身份卑微,可能是后世太监的前身;从甲骨、金文中臣与小臣的地位阐述商周时代的奴隶制。《论周原甲骨的族属》是讨论周原甲骨研究中的大问题,由殷周甲骨的区别与联系讨论商末周初的殷周关系。

先生的金文研究,注重以考古学方法考察资料的年代与器用制度,并与文字考释、文献材料相互印证,每撰一文必有所创获。如《从金文资料谈西周商业》论述西周的商业,质疑史学界西周时代“工商食官”的传统认识;《西周金文“贮”字资料整理和研究》考述西周的土地交易,提出《礼记·王制》所谓“田里不鬻”与西周的制度不合。论铜器定名以考察周代文物制度,如以《论语·公冶长》孔子、子贡论器所谓“琏”,应是周代铜器自名轨或匦字之讹,“瑚”为固或钴字的借字,证明《论语》“瑚琏”之说确为《左传·哀公十一年》“胡簋”之误,以证宋以来以固为簋的错误。

在周代铜器与铭文研究中,先生用力最多、收获也最多的是《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与姊妹篇《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前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礼器组合,中篇论器形演变,下篇论花纹内容。青铜礼器是周代礼制主要物质载体,是其时贵族特权与等级制度的体现。此文讨论的东周时代的中原地区,是周王室的所在地,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透过这个地区此时期青铜礼器的变迁考察东周礼制的演变,这种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这篇长文对中原东周青铜礼器的系统整理,先生很快又完成了姊妹篇《东周时期用鼎制度研究》的写作。后来与俞伟超先生合作,补充了西周时期的资料,由俞伟超先生做了改写,这就是1978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上连续三期发表的《周代用鼎制度研究》。

先生在数十年的考古学研究中,对古陶文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兴趣特别浓厚,做出的贡献也尤为突出。专着《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征》以及利用陶文资料考察汉字发展史与东周齐国陶业管理的研究论文,都洋溢着他在古陶文研究中建立的功绩。

有关古陶文的研究,晚清以来,陆续有人做过一些工作,由于条件限制,这个领域一直十分冷清。相关书籍收录的古陶文资料,大都属于东周时期,各书所及也多是区域性的,东周以前均不涉及。资料既不全面,也缺乏系统性,从而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不便。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古陶文资料大量出土,其研究工作日渐活跃,先生的《古陶文汇编》就是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新情况编辑出版的。是书收集各种古陶文拓片二千六百二十二张,分省着录战国陶文拓片,商代、西周陶文虽非战国文字,然实是后者滥觞;山东大汶口陶文其意义尚待进一步研究,故置于书后以为附录。其资料之丰,体例之善,均有超过前人处。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为繁荣古陶文研究园地,有其重要意义。

《古陶文汇编》中相当一部分的资料,是先生个人购藏的。回忆此书的编纂经历,他无限感慨。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大学教师还没有科研经费。以青年教师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必须节衣缩食,不怕家庭生活拮据,才能为购得价钱并不算高的拓本挤出一点资金。二十年后该书进入最后的编纂阶段,大量从各地收集的资料需要翻拍复制。每当谈及这些往事,他从中品味的不是生活的苦涩,而是孜孜追求的欣慰。到1989年开始进行的《古陶文字征》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当时,用电脑处理古文字资料的条件还不具备,全书的陶文资料全靠手工临摹,着录陶文的版面全靠手工粘贴,工作量比较大,先生认为处理资料的手工劳动,个人可以尽可能多地付出劳动,来为国家节省资金。这种节俭办事、不谋私利的品格,对我们参与项目的人是很好的鞭策与教育。

先生研究古陶文字,坚持把资料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拘泥于一器一字的释读。主张先秦时代的陶器符号有陶文、陶符的区分。其中的陶文,其在不同时期虽各有特点,但它们皆同汉字一脉相承。陶符在史前时期已长期使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历经夏、商、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沿用数千年,从不与陶文混用,不过是陶工为了某种需要而记的符号。先生的考察,都是以可靠的资料为基础,言之成理,从不做臆断或推测。如对大汶口文化被一些人称为“日月山”的陶器符号,先生认为无论释“炅”释“旦”都难令人信服。他曾把大汶口文化的这个符号与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的同类符号相联系,认为它是以传说中飞鸟载日的神话为背景的图像。这种资料在近年湖北天门刘家河、安徽蒙城尉迟寺又有发现,神话图像的看法得到了印证。

对战国齐陶文的研究,先生在几个关键问题的考察中提出了新见解。《从临淄陶文看衙里制陶业》一文,对其中常用的“衙”字,虽采信清人方濬益意见释作“乡”,但指出此字是乡里之乡的本字,而乡应是飨的借字,则是先生的新解。文章通过齐陶文若干乡里陶业资料的整理并与《管子》、《齐语》“制国以为二十一乡”的记载相证发,使这项陶文资料的研究更为深入。另外,在《说“錾”及相关问题》中利用楚简文十分多见的邵字(或从邵之字),对陶文戳记末尾(表示戳记名称或功用)常用的“錾”字的考察,以及对与錾字上下相连之字释“皎”、释“毁”的争议,都是从详考陶文本身的结构特征出发,参以同期其他文字资料,不推论,不臆断,靠资料说话,其结论则平实可信。

3.出土文献勘校与注释

先生认为,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可以互相推动,相辅相成。研究考古的学者,不可只重视实物资料的研究,对文献不下功夫;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也不可只埋头在文献中钻研问题,而不注重考古发掘获得的物质资料。各人的研究对象可以有所偏重,但却不可有所偏废。研究内容只专不广或专中求专,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就会受到局限。

365bet官网游戏在考古发掘中,一些抄写在竹帛之上的先秦典籍时有发现。由于先秦的典籍有不少经手抄或刊印流传至今,所以这类出土资料的研究,多以为仅仅是一种勘校的功夫。实际上,出土所见竹帛旧典与传世本相比,不仅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而且还存在古今书体与用字的不同。因此,研究地下出土的古代书籍,考辨、疏通其文字,勘校、注释其内容,同样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即使是哲学或文学作品,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成书时代人们的生活、生产,以至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先生曾勘校马王堆帛书《老子》,撰写了《帛书老子校注》;勘校甘肃武威汉墓简书《仪礼》,撰写了《据武威汉简谈郑注“仪礼”今古文》;勘校安徽阜阳汉墓简书残本《诗经》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撰写了《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古今文学》等。帛书《老子》本发现后,先生认为帛书本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不能不问历史先后,任意掺杂。他并用了整整用了十年功夫,完成了《帛书老子校注》。张岱年先生在为此书所作《序》中说:“此书考校之细,勘察之精,俱超过近年同类的着作,对于许多疑难问题有自己独到之见,可谓帛书《老子》研究的最新成就,这是值得赞扬的。”他汇集所有材料,做全面整理,在《老子》研究上也是独树一帜,深得古文献界和哲学史界的好评。

先生在商周考古与古文字研究、教学中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从他的着作中可以深谙他的为学之道,也可以学习他的为人之道。

先生自1979年参加了当时国家文化部组建的中国秦篆研究小组(365bet .co_2018世界杯365bet投注_365bet官网游戏前身),对抢救国家文化遗产,特别是秦七刻石秦篆复原研究、集补重书工作、每幢刻石的秦篆论证工作、遗址复建工作等做出巨大贡献。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酷爱学术,待人诚恳,特别是对于学术同行,无论老少尊卑,总是平等相待,从不议论人家的长短是非,即使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也总是保持着君子风度。从他的文章,从他的引用,随处看见,对待同行,无论是谁,都抱着极大敬意,哪怕是批评商榷的对象。对学生,也总是能帮就帮,有危难,他会挺身而出;有机会,他会奔走推荐,并不在意感谢与报答。他用一生,绘出一个“诚”字,赢得了众人的爱戴。

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损失。对先生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先生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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